西晉惠帝司馬衷不是白痴皇帝
正當我們澳洲的國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政府早日公報碳稅的價格時,一份爲政府而設的Deloittes研究報告泄漏出來的消息稱,由于煤力發電相對其它可替代能源發電的成本實在太便宜了,爲了能讓天然氣發電相對煤力發電產生競爭力,所以有必要將碳稅定在每噸碳氣$40的價格之上。
Julliar Gillard的政府遲遲不肯公佈碳稅價格,蓋亦深知引入的碳稅,即是意味著增加市民的日常開支,碳稅價格定得太低則於事無補,碳稅定得太高則勢必遭國民極力反對。 庫務部資料指出碳稅若定在$40一噸之上,每戶家庭每年將要增加開支$1149,這項額外的家庭支出,並未包括日後國民因國家儲備銀行提升利率而要支付的額外房屋按揭利息。 而$40一噸的碳稅亦不過是讓天然氣發電的價格相對煤力發電有競爭力而已,儘管這$40的碳稅價格己經造成國民的沉重負擔,但對綠黨極欲推行的綠色再生能源計劃(風力、太陽能之類)的競爭價格相對煤力發電而言,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換句話說,$40一噸的碳稅不可能迫使人放棄煤力轉而使用昂貴的再生能源。
正如綠黨上議院議員Sarah Hanson
Young指出,若真要迫使人完全放棄煤力或天然氣發電的話,碳稅價格必須提升至每噸$100,才可望綠色再生能源發電對煤力發電產生競爭能力。 按照政府的模式計算,每噸$100的碳稅意味著每戶家庭每年便要多付二千多元以上的額外家庭開支,這還不包括汽油升幅的計算在內。 說了上面一大堆悶得人發瘋的數字,看來只有這句話,‘這些環保能源玩具太貴了,我們實在玩不來!’。
‘假定碳氣真是氣候變化的主因(根本沒有科學依據),儘管澳洲已竭盡所能減排碳(期間還要祈求上帝保佑,全球一千年一萬年永無大火災、大山火、火山爆發、核意外、大型工業意外等釋放大量碳氣的事故發生),綠黨亦深知澳洲的減碳對氣候變化影響微乎其微,但是爲什麼綠黨還拼命要我們轉用那些貴到不能再貴的再生能源呢?’這個奇怪的問題令山人百思不得其解。 直至這兩天當我在報章上獲悉綠黨上議員Sarah Hanson Young的想法後,才使我恍然大悟,她使我想到遠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中國西晉時代的晉惠帝司馬衷。
歷史學家們一直以來都認爲這位晉惠帝是個白痴皇帝,一生除了吃喝玩樂,別無所知,並以一次地方鬧饑荒的事例來譏笑他。 據說有一次,他的左右告訴晉惠帝民間地方發生大饑荒,百姓沒飯吃了,他卻輕描淡寫地說道:「百姓沒飯吃,為什麼不食肉糜?」,這個歷史故事成了千古笑柄。
但當我明白綠黨的想法後,我開始認定歷史學家們都錯怪了晉惠帝了。 原來司馬衷這個人是個天才,是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原來碳排放稅是他發明的。 他的超時代數學邏輯理論在當時是曲高和寡,所以根本沒有人理解他的「為什麼不食肉糜?」話中玄機而矣。加上當時在他左右的人相信都是泛泛之輩,不敢學我們的綠黨般勇者無悔,能不顧一切地遵照聖旨執行他的政策。 筆者認爲司馬衷是大智若愚的模範是也。 最值得可笑的人絕對不是晉惠帝,而是我們這些極平庸的普通人。
綠黨爲了迫人使用他們夢寐以求的再生能源,所以極力唆使政府推行碳排放稅。碳排放稅的功能是使本來價格廉宜的煤力發電變成極昂貴,讓本來十分昂貴的綠色能源因煤力發電的成本劇增而顯得較爲廉宜。說得明白點,這是拾晉惠帝的牙惠。 晉惠帝司馬衷問人:「爲什麼百姓不吃肉糜?」,他是希望他的臣子能像我們的綠黨一般,馬上實施「碳排放稅」,把當時的大米的價錢提高至超過肉價的價錢,因而使肉價相對大米的價格而言顯得較爲便宜,如此一來,百姓因爲肉比大米便宜,便會自動轉而吃肉而不吃大米了,於是大米荒便容易解決了。
綠黨的碳排放政策正好和司馬衷的英雄所見不謀而合。你看綠黨上議院議員Sarah Hanson Young提出希望能把碳稅提升至每噸排碳$100,好讓碳稅能馬上迫使人轉用他們的綠色能源,她的偉論被綠黨黨領默認便知其用心了。 言下之意,若政府能遵照綠黨的意旨把碳稅提升得越高,那麼綠黨的綠色再生能源便會因煤力成本的增加而顯得越來越「便宜」了。
回說司馬衷,假如千多年前他的臣下能切實執行司馬衷話中的理念,說不定到了千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中國人的飯桌上吃的全是滋味豐富的肉,而不是現在仍在吃的這種沒什麼味道的大米飯了。 我們的祖先竟錯失了當年司馬衷的類「碳稅」經濟大改革的黃金機會,所以到了今日的中國人,餐桌上的主要食粮仍然是大米而不是大肉,想來實在婉惜不已。
當我完全弄明白綠黨的想法後,至此我不由不對晉惠帝的高超想法佩服得五體投地,我這個經濟盲冥亦因而茅塞頓開了。 我們綠黨的高碳價概念,司馬衷他老人家竟在千多年前已知其中奧妙了!如此簡單又有效率的經濟理論,怎地只有綠黨一族才能想得到的? 我們空有超級電腦,千萬算億萬算,畢竟算不過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的跨越時代的經濟概念。 如此觀之,誰還敢說司馬衷是白痴皇帝?!
21/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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